在“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研究”开题研讨会上的发言

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

（2024年5月21日）

最高决策层明确提出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，口风出来以后紧跟着有一句话：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。这个逻辑，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的几轮大动作，是完全一致的：改革开放初期宏观层面首先动作的，就是在渐进改革、不可能“大爆炸式”这个大前提之下，首先在分配环节的财政实行“分灶吃饭”，作为突破口；到了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，他的意识非常明确，必须要有新一轮改革的推进，让朱镕基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，1993年紧锣密鼓做了准备，1994年元月一日推出分税制改革，被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大手笔。我的愿意特别强调，94年是从分灶吃饭的“行政性分权”，推进到了分税制为基础分级财政的“经济性分权”，为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机制，和后来中央强调的“国家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”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支撑条件。

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“60条”文件里面，特别明确地说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。最高层级权威的文件第一次如此明确表述财政的重要性。其后，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，后面才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安排，而且当时的时间表上，是说这套改革要于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，而对于财政方面的要求，则是要提前到2017年取得决定性成果。后来由于实际的进程并不如愿，官方媒体和官方文件不再提原来的时间表。现在已经明今年7月要开三中全会，财税改革单提出来，显然是放在先行军或突破口的位置上。大家意识到光讲先行和突破，远远不能解决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了，必须是在有先行的突破选择的同时，至少要有“最小一揽子”的配套设计，中国的改革在渐进改革路径上必是“多轮最小一揽子推进”，一轮一轮代表性的大动作，三中全会以后应有新一轮的部署。不排除这次仍然是解决一部分问题，对真正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理解，可能方方面面还有不同，要看中央在这次三中全会上怎么样做表述和部署。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是强调有力度的一次——最新的政治局会议，对改革前所未有地作个六个方面“必然要求的表述”，强调是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法宝，也就是过去说到的“关键一招”、“最大红利之所在”。作为新质生产力来源的创新，起龙头作用的是制度创新，即实质性地中等化改革，中央这个定位的意义是相当明确的。

落在新的一轮马上要体现在三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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